中蒙俄万里茶道城市合作大会上，300多个湖北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

2021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达到2012年的1.8倍。

根据这个标准，我们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五等分分组数据来看，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主要还是在城镇的高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可以说还没有构成很大的人群规模，就是说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具体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固然各自都有独特的职责和作用可以发挥，也需要政策协同发力促进社会流动。

在这个窗口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社会政策和推动制度建设，对于赢得改革红利至关重要。我国有两个关于城镇化的指标，一个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前已经达到64.7%。第三，加大再分配力度，需要显著增加政府社会性支出。这里我举一个企业可以促进社会流动的例子。因此，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特别是，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在过去几十年，既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宏观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老龄社会也会降低社会流动性。需要有一体化的职能，可以从整个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层面，来统筹协调一些跨越城市边界，甚至省级边界的事项。

与此同时，通过增加公共租赁住房的土地供应比重，让暂时买不了房、收入不够高的一部分群体，也能够满足居住需求。例如，探索在城市群范围之内进行转移支付，通过财政方式加大对外围地区的投入。理想状态下，长租租户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应该要能够逐渐与购房者实现平等待遇。这部分主要还是要去适应总人口的增长，逐渐地把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常住人口挂钩，而不是根据户籍挂钩。

而城市群内部的城市之间，更多依赖于城际铁路、高铁和高速公路来通行。与之相应，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规模差距和税收规模差距就会逐渐扩大。

因此，需要建设更多的一体化机制，让中心城市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外围地区共享。二是与户籍挂钩的，如教育、公租房/廉租房等。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范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两三百公里，比如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起点，距离长三角城市群的边界甚至能达到四五百公里。但是还有很多细节，我们期待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能够慢慢达到理想状态。

但是都市圈往往是以一个大城市为核心的一小时通勤圈，例如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第三是通勤的方式和频率，都市圈范围内，更多地依赖于轨道交通，特别是地铁和私家车，来形成日通勤圈。如果从功能角度来讲，都市圈也是多中心的，比如上海及上海的近郊，再往外延伸到昆山、太仓、嘉兴一带，有的地方发展制造业，有的地方发展金融，有的地方发展高等教育。这可能会导致中心城区的住房供不应求，而较偏远的地方公租房闲置的现象。

有些占地比较大的飞地，也可以建立在较偏远的地区。而都市圈往往是单中心的，例如上海都市圈，上海中心城区是绝对的中心地带，人口密度和人流向外依次递减。

再比如，医保的跨地区结算，社会保障一体化，以及在发展水平接近的大城市之间，进行积分落户累计互认等。通过增加住房供应的总量，让商品房的价格不要涨得太快。

人口的集中会带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城市群相比，都市圈的范围则要小得多。具体到住房，就要增加相应的住房用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住房供应的结构。我们传统的城市规划，往往以各自行政管辖边界为范围，来进行土地的规划。但是，都市圈内建设的轨道交通，所穿过的土地，可能是大城市的郊区，可能是农田，甚至是基本农田。理论上说，都市圈内，核心大城市和周边的中小城市之间，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以及分工和利益共享机制的意愿更为强烈。

例如长三角内部要建设一条跨城市的城际铁路，如何协调不同城市进行共同投资。但当前更多地是按照行业或者重点企业来进行提供。

未来是否可能逐渐过渡到以收入和就业为实施标准，让家政服务员，外卖小哥等群体（特别是灵活就业者），也能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可以赋能近郊和周边城市的制造业，形成产业链分工。

此外就是居住功能，在都市圈外围地区的很多居民，就业地在都市圈中心地带，每天通勤往返于中心城区与居住地之间。提要：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住房的空间布局上，要考虑到一些就业在城区，但收入并没有那么高的群体。其次，公租房的需求主体，主要来自于相对低收入的群体，这其中很有可能就包含了一些外来人口。然而，行政管辖边界的存在，却对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形成了更大阻碍。当前，我们的跨城市和跨省级的协调机制在逐渐建立。

在现有配置体系下，这些人在中心城市创造了经济价值以及税收，但却无法享受与之匹配的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随着未来都市圈的同城化程度提高，住在外围的一些人口，就业和通勤往往跨越城市行政管辖边界，甚至是省级行政管辖边界。

例如长三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设有长三角办公室，如今长三角三省一市有越来越多的跨省协调机制。那么，如何让公租房，以低收入为标准，覆盖到外来人口，而不完全按照户籍身份来提供，这是要不断地突破的。

这里必须要区分通勤和通行这两个词的含义。因此，一个总体方针是，要不断地顺应人口的增长趋势，来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空间布局。

但是坦率地说，飞地经济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城市群和都市圈一体化面临的问题。在跨行政边界协调方面，都市圈面临的问题更大。最后，从功能角度来讲，城市群内部的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大城市之间，产业结构还是有一定的重合。由于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仍然以行政管辖边界来进行配置，甚至是按照户籍和非户籍来配置，尤其是子女教育、公租房、廉租房等服务。

一是目前没有与户籍等挂钩的公共服务，如文化体育设施、公共卫生等，这部分比较容易解决，主要是要适应常住人口的增长，而提供增量的公共服务。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大量的经济和人口向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聚集（这是一个客观趋势）。

但是，要让一体化协调机制，在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之内，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未来要突破的重点是利益共享机制。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市群 都市圈 大城市 。

根据我国对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就要求在市场的准入标准、监管标准等制度方面没有差异，为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提供制度保障。那么，未来都市圈的同城化跟当前的土地制度之间形成的矛盾，就会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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